抓住那个造黄谣的陌生人

　　新京报记者 咸运祯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

　　一张照片将刘晓玲卷入噩梦。

　　照片中，她穿着长袖长裤，坐在公共区域的沙发上看手机。她回忆，照片拍摄于多年前，从未公开发布在社交平台上。

　　但在2022年7月，这张照片被人恶意处理，背景被裁切，配上露骨文字和她的联系方式，发布在社交平台。几小时内，帖子被多次转发，微信涌进多条陌生好友申请。她甚至不知道照片是如何流传出去的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刘晓玲过着普通而安稳的生活。和很多在城市里打拼的人一样，每天上班下班，和丈夫一起养育孩子。对彼时的她来说，关于网络谣言如何给受害者带来创伤这件事，只出现在新闻报道里，离自己很远。

　　“黄谣”，让这个普通的女孩上了热点新闻，也带来了具体的改变。她删除了手机里大部分联系人，换了微信。白天，刘晓玲不断刷新社交平台查看谣言动向，夜晚辗转难眠。办公室里，同事的窃窃私语，朋友欲言又止……这些细微的变化像一堵无形的墙，将她与过去的生活彻底隔开。

　　她想讨个说法。

　　经过一年调查，刘晓玲于2023年7月确认造谣者黄某身份。经南宁市三塘派出所调解，双方达成协议：黄某需公开道歉并赔偿20万元。但调解后黄某拒不履行，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行政拘留10日并罚款500元。

　　随后，刘晓玲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法院提起诉讼。2024年5月法院判决认定黄某严重侵害刘晓玲名誉权和隐私权，要求其在省级以上报刊道歉并支付20万元赔偿。但截至发稿，黄某仍未履行判决。

　　三年过去，她仍在为此奔走。

▲ 　　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。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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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失控的谣言

　　7月6日正午，广西南宁，街道被烈日炙烤。刘晓玲轻轻掀起窗帘，热浪夹杂着蝉鸣、鸟叫和空调外机的嗡响，扑面而来。她松开手，窗帘重新垂落，将燥热与喧嚣隔绝在外。这个不大的房间，成了她暂时躲避外界的安全空间。

　　刘晓玲很少出门，大部分时间待在房间里。手边的诉讼材料堆成小山，偶尔接受记者采访，她会用平静的语调复述自己遭遇网络谣言的经过。有时情绪失控，她停下来，稍作调整后，又继续讲述。这样的日子，已经持续了三年。

　　2022年7月17日，刘晓玲刚起床，手机突然不停振动。微信里接连弹出陌生人的好友申请，由于工作需要，她的微信一直开启搜索添加权限。起初，她以为是业务联系，通过了几条申请。但当对方发来露骨信息时，她立刻意识到——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。

　　生活由此坠向谷底。

　　一个陌生人自称某高校学生，发来好友申请，备注写着“重要提醒”。对方告诉刘晓玲，在境外社交平台“推特”上，发现她的照片被盗用。刘晓玲点开链接，看到一张自己的照片被恶意篡改，照片配文造谣她“寂寞求约”，还附上了她的真实联系方式。

　　那种复杂的感受，她至今难以准确描述。和大多数网暴受害者一样，她的情绪经历了三个阶段，先是错愕、震惊地反复确认事实，继而转为强烈的愤怒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颤抖，最后，那些不实谣言像潮水般涌来，将她困在屈辱里。

　　直到深夜，刘晓玲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，她盯着天花板，眼睛干涩发疼。凌晨三点，她起身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推到床头柜最远处，试图用物理距离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但不到十分钟，她又忍不住拿回手机，点开链接。

　　那之后，刘晓玲发现，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开始让她感到不安。走在街上，她会下意识避开路人的视线；有人举起手机，她就不自觉地绷紧身体。再后来，连日常接触的同事朋友都让她心生疑虑，她时常想会不会是生活工作中得罪了谁，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她脑海中不断变换，与想象中的造谣者重合。“怀疑是件痛苦的事，但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人。” 她感到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正慢慢远去。

　　找回理智后，刘晓玲决定到派出所报案，2022年8月3日，她向南宁市三塘派出所民警详细说明了被陌生人骚扰的情况，逐条展示了收到的恶意信息。刘晓玲问民警，能不能通过技术手段，甄别锁定造谣者。但民警坦言，涉事平台服务器设在境外，取证和调查都会面临较大阻碍。

　　报警后，刘晓玲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她每周打电话询问案件进展，一个月过去，案件依然没有实质性突破。“这样下去可能很难有结果。”她开始思考，除了等待警方调查，或许还需要寻找其他解决途径。

　　她决定主动出击，追查谣言的源头。

▲刘晓玲将黄某约至南宁一酒店后，立即再次报警。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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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抓住”造谣者

　　身边的朋友纷纷支持刘晓玲维权，但该从哪一步开始？具体应该怎么做？她查阅相关案例时发现，许多网络造谣事件都因无法确认造谣者真实身份陷入僵局，多数案件最终因证据不足而终止调查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刘晓玲跑了几家律所咨询，最终委托了广西工建律师事务所吴立传律师代理案件。吴立传建议刘晓玲系统地收集证据，包括侵权图片在各平台的传播范围、转发数据及相关负面评价，以量化评估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程度。

　　由于涉事平台服务器在境外，她无法通过平台方获取造谣者信息。如何找到发布黄色谣言的人，成为关键点，也是最难完成的部分。

　　刘晓玲首先联系了告知她消息的男生，想获取更多线索。对方告诉她，或许可以在推特上套到一些造谣者的信息。陌生人的建议，让她既期待又警惕。一方面，她期待得到更多的信息，另一方面，她不确定对方是不是传播者之一。“那时我不能完全确定，他是不是出于好心帮助我。”

　　刘晓玲开始着手收集证据。她注册了推特账号，完整保存了黄某发布的造谣帖。随后，她伪装成“在线求偶”的用户与对方互动。但对方异常谨慎，尽管断断续续地聊天，但话题始终局限在约会、女性和寂寞上，绝不透露任何个人信息。

　　锁定造谣者身份的过程，比刘晓玲预想的更加漫长。

　　2023年1月，事情出现转机。刘晓玲从对方给出的零碎信息中，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微博账号。考虑到国内社交平台通常需要实名认证，这意味着很可能能够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。她立即注册新微博账号，关注对方，并持续发布黄某感兴趣的内容。

　　经过几个月的等待，刘晓玲终于在2023年5月8日等到了黄某的主动私信。她顺势以约会见面为由，将对方约至南宁某酒店。确认黄某入住后，刘晓玲立即带着整理好的证据，包括完整的聊天记录、截图和录屏资料再次向三塘派出所报案。

　　这次，接待民警仔细核对了所有证据材料后，正式出具了报警回执。

　　京衡律师事务所郑晶晶律师指出，网络侵权案件面临取证难题。实务中，平台往往仅提供注册手机号，缺少姓名、身份证等关键信息，难以确认账号实际使用者。即便律师向运营商发函查询，也常因隐私保护政策受阻。

　　近年来，造谣者转向境外平台加剧了取证难度。这些平台服务器设在海外，支持匿名注册，内容可随时删除，导致许多案件因无法确认侵权人而终止。郑律师建议，遭遇造谣应及时要求平台披露信息，并在有效期内公证证据。但需注意，通过“黑客”等非法手段获取信息可能涉嫌违法，甚至造成二次伤害。

　　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取证，2023年7月，刘晓玲终于在三塘派出所调解室里见到了造谣者黄某。刘晓玲仔细打量着他，三十岁出头、身材瘦小，戴着细框眼镜，是素未谋面的人，与她想象中的形象截然不同，她无法理解对方的做法。

　　在警方出示的完整证据面前，黄某承认了网络造谣行为，并签署调解书承诺公开道歉及赔偿刘晓玲20万元。刘晓玲表示，她曾追问过，黄某如何得到她的照片和电话，但没有得到回应。此外，由于调解后黄某拒不履行义务，2023年7月12日，南宁兴宁公安分局依法对其作出处罚：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。

▲　事发一年后，双方在三塘派出所调解室进行调解，图为黄某。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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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”

　　刘晓玲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。

　　调解中，黄某承认发布不实信息，但称系“无心之失”，质疑刘晓玲维权过度。刘晓玲则举证说明谣言已对其工作、生活及社会评价造成实质损害。针对20万元赔偿，黄某表示难以承担，刘晓玲强调此为实际损失计算的合理数额。双方在责任认定和赔偿上未达成共识，但黄某仍签署调解书承诺赔偿。

　　最终刘晓玲决定起诉。

　　律师告诉刘晓玲，如果材料齐全、程序顺利，从递交诉状到最终判决，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年。她也思考过，投入大量的精力，一次次重新回忆痛苦，到底值不值得。但并不是自己选择性遗忘，伤害就不存在了。

　　刘晓玲查阅网络案例后发现，很多人对网络造谣存在认知误区。有些人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删除所有社交平台内容，不去想不去看，慢慢地事情就过去了。也有人对违法性认识不足，误以为仅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不会构成犯罪。这些误解往往导致受害者维权困难，加害者逃避追责。

　　实际上，在司法层面，关于网络造谣的责任认定确实存在争议。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，[侮辱罪、诽谤罪]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长期研究网络犯罪，他指出，网络诽谤的特殊性在于损害结果往往难以量化。我国法律对诽谤罪的认定要求“情节严重”，通常需满足“点击量超5000次或转发量超500次”的立案标准。这一标准常令受害者困惑：是提起民事诉讼，还是刑事自诉？专业门槛使许多人望而却步。

　　实践中，受害者多选择名誉权纠纷民事诉讼。朱巍指出，若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四十六条及司法解释的“情节严重”要件，则可能构成诽谤罪。对于境外诽谤，他解释，即使无法获取境外平台数据，司法机关仍可依据境内二次传播、受害人社交圈证言、媒体报道转载等间接证据综合判定传播范围。

　　朱巍强调，诽谤罪认定并非机械套用“5000次点击”标准——若诽谤行为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、自残等严重后果，同样可认定“情节严重”，满足刑事自诉立案条件。

　　刘晓玲和律师商议后，决定以人格权纠纷为由对造谣者黄某提起民事诉讼，主张公开道歉和经济赔偿。相比刑事诉讼，民事诉讼虽需自行取证，但胜诉可能性更高。此外，考虑到黄某可能规避责任，选择民事诉讼更有利于维护刘晓玲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自此，刘晓玲的生活彻底围绕着诉讼展开。她开始研读学习相关法律，仔细整理电子证据。为了固定网络侵权证据，她到公证处进行了证据公证。回忆起取证过程，刘晓玲坦言：“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，尽可能坐实黄某的侵害事实，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”

　　那段时间，刘晓玲白天奔波于准备诉讼，夜里常常睁眼到天亮。她形容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“社会性死亡”，面对亲友的询问，她不愿再重复细节，更多时候选择沉默，这种自我封闭让她逐渐对社交产生恐惧。

　　“一张照片，几句谎话就能在网上风传。造谣只需动动手指，维权却要耗费无数日夜。”她说，自己坚持维权到底，不仅是为了讨公道，更是想用法律证明，受害者无须羞愧，若不制止网络造谣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。

▲法院判决黄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省级以上报刊公开赔礼道歉，并赔偿刘晓玲20万元。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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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漫长的官司

　　2023年12月15日，南宁，绵绵细雨。法庭内，案件的争议焦点围绕网络谣言是否对刘晓玲的人格权构成侵害。

　　原告律师吴立传陈述称，2022年7月被告黄某在社交平台发布不实信息后，刘晓玲随即遭受持续的网络暴力，其家人也受到牵连。律师当庭出示了三甲医院的心理诊断证明：刘晓玲因长期遭受精神压力，于同年9月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，症状包括严重失眠和厌食。这些健康问题最终导致她无法继续工作，被迫辞职。

　　原告刘晓玲在诉讼中提出三项主张。首先，要求被告黄某在省级以上报刊刊登道歉声明，澄清事实；其次是索赔20万元，涵盖失业损失、公证及律师费用等经济损失；另外，刘晓玲要求黄某向其亲友及工作单位说明真相，消除负面影响。刘晓玲表示，这些诉求既是为了弥补实际损失，更是为了尽快修复因谣言受损的社会关系。

　　2024年5月，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对该人格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。经审理查明，被告黄某在推特、微信、微博等平台发布刘晓玲照片及微信名片，并散布不实信息，构成侵权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法院判决黄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省级以上报刊公开赔礼道歉，并赔偿刘晓玲20万元。其他诉讼请求未获法院支持。

　　一审判决书显示，被告黄某承认曾在派出所签署调解协议，但辩称当时处于“情绪紧张状态”。对于赔礼道歉诉求，黄某表示愿意履行，但强调执行方式需结合实际，并认为消除影响需双方配合。针对经济赔偿，其表示无力承担原告主张的20万元赔偿，故对具体金额提出异议。

　　一审判决后，黄某以“经济困难无力履行”为由向南宁中院提起上诉。2024年8月9日，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，裁定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。判决生效后，黄某在15天履行期内仍未履行义务。随后，刘晓玲依法向兴宁区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。

　　2024年12月26日，黄某终于刊登致歉声明。此时，距侵权行为发生已两年半。

　　声明中，黄某承认曾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针对刘晓玲的不实信息，包括编造不雅谣言及进行恶意诋毁，对其名誉权和家庭生活造成损害。黄某表示已认识到该行为违反社会公德并构成法律侵权，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经新京报记者核实，截至声明刊登时，黄某仍未履行法院判决的20万元经济赔偿义务。

　　刘晓玲不接受这样的道歉，在她看来，这份道歉更像是形式上的应付。她通过朋友和网络持续关注黄某的动态，“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压抑。”她坦言，自己至今仍保持着定期检查各社交平台的习惯，担心那些被恶意传播的内容会再次出现。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，让她难以真正走出事件的阴影。

▲诉讼期间，刘晓玲曾因情绪崩溃过度服药。受访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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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不要妥协”

　　近日，刘晓玲向法院提交了悬赏申请，拟出资两万元征集被执行人黄某的财产线索。目前该申请仍在审查阶段，尚未获得法院批准。根据相关规定，悬赏执行需符合法定条件，由法院审核后决定是否启动。

　　起诉造谣者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。刘晓玲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维权经历。其间，她收到了大量网友的鼓励，其中不少是有相似经历的女性留言。许多用户称赞她的勇气，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支持让她颇感意外。

　　很多人说，这是教科书般的维权案例。但只有刘晓玲自己知道，最艰难的时刻，抑郁情绪甚至让她产生过轻生念头。医生开具的抗抑郁药成了必需品，她每天按时吃，然后继续法院、律所、医院，三点一线地跑。

　　也有人试图从她身上找原因。她的社交账号评论区频繁出现“一个巴掌拍不响”的质疑。部分网友以“小题大做”“借机炒作”等言论对她进行指责，在他们看来，起诉造谣者，是为了炒作，为了出名，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的网络暴力。

　　起初，刘晓玲还会回怼回去，到最后，她觉得这样做毫无意义。事发后，为了逃避痛苦，她开始拼命工作，试图麻痹自己。然而，高强度的工作反而加重了她的压力。“人真的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继续正常生活吗？”最终，带着这样的困惑，她彻底暂停了工作。

　　但抑郁逐渐超出了刘晓玲的承受范围。她会突然心慌气短，胸口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情绪也变得难以控制。有一次，她失控地对孩子大吼，小孩在一旁哭，一顿叫喊后，她又觉得特别愧疚。

　　诉讼期间，刘晓玲向丈夫提出了离婚。“我连自己都顾不好，怎么照顾家庭？”她向新京报记者坦言，持续数年的官司已耗尽她的心力，看着孩子和丈夫因自己的情绪波动惶恐不安，她最终决定，与其让全家人都陷入痛苦，不如自己离开。

　　刘晓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她删光了社交软件，连家人的电话也不接。最绝望时，她吞下过整瓶安眠药。羞耻感像块石头压在胸口，她不再向任何人诉说，反复回忆照片里那天的穿着——普通的长裤、运动鞋，好像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这种自我折磨让她逐渐意识到，当一个普通人遭遇造谣时，要付出的代价，远比想象中沉重得多。

　　关于“为什么始终没法开始新生活”这个问题，刘晓玲陷入沉默，能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声。很长时间，她觉得自己一直走不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“这件事里，我没做错什么，但怎么逃也逃不开。”

　　被造黄谣的三年后，一些刺耳的谩骂和不理解的声音仍不时钻进刘晓玲的耳朵，她还未释怀，还在与之对抗，对她来说，这也是抗争中最令人心痛的部分。在社交媒体上，她如此写道：“愿这样的事件不要再发生，如果真的发生了，不要妥协，要勇敢地去报警，去维权。”

　　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刘晓玲为化名）

责任编辑：刘德宾